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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中共政权在人权问题上的变化

2019-06-09 19:06:17 | 来源: 汽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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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应该看到,在公众的人权意识普遍觉醒和国际道义力量的双重压力下,六四之后的中共政权也不能不在人权问题上有所让步:

在观念上,由反对人权观念和闭口不谈人权,到不得不承认人权观念和谈论人权,展开与西方国家的定期人权对话,进而现场直播西方元首在中国大学的演讲,这些演讲都包括宣扬自由民主和人权至上的内容;由把人权视为腐朽资产阶级的统治工具,到把改善人权作为中共执政的目标之一,把改善人权作为政绩来宣扬,并自我标榜中国进入了“人权状态的时期”;由强调人权的国别的文化的特殊性到承认人权的普世性,进而接受西方的人权代表团和联合国人权专员对中国人权现状的考察……,都是人权观念改变的表现。

在法律上,相继出台了《行政诉讼法》,取消有罪推定而引入无罪推定,在案件审理过程中给律师以更大的辩护空间,并承诺签署联合国的保障人权两公约。特别是在对异议人士的镇压上,尽管滥用专政权力的制度恶习还没有根本改变,但是已经由完全不讲法律开始转向在形式上走法律过场,由对异议人士的赶尽杀绝到镇压残酷性的逐渐减弱,并用逼迫异议者流亡国外的方式来减轻内外压力。在非政治性人权的保障上,十六大后,中共终于把“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写入了宪法,私有产权的宪法保护层次也得到提升,部《物权法》也将提交人大审议,使私法意义上的人权法治化保障进入新的阶段。

在组织上,中共为了应对西方的人权压力,成立了“中国人权研究会”,针对美国的年度国别人权报告,该研究会负责起草中国人权状态的年度“白皮书”。该会还组织过有国内外专家参与的人权讨论会,于2002年创办了中共执政以来的份《人权》双月刊,除了对中共特色的人权观进行理论包装和美化中国人权现状之外,也有选择地介绍一些普世性的人权常识和国际人权组织。这些都有助于人权意识的传播和普及。

在外交上,中共采取灵活态度应对美国的人权外交,特别是在具体的人权个案上,对国际压力时有妥协,使那些深受人权迫害的人士获得自由。在美国及西方的压力下,更在维护政权的利益驱动下,中共先后释放了魏京生、王丹、王军涛、陈子明等政治犯。2002年10月江泽民访问美国前后,连续释放了多名西藏政治犯;同年12月中旬中美人权对话结束后,中共当局宣布邀请联合国人权专员到中国,就宗教自由和监狱酷刑等问题进行无任何先决条件限制的调查,还先后释放了辽阳工潮两人、异议人士徐文立和内蒙政治犯特格喜……也就是用中国特色的“人质外交”应对美国特色的“人权外交”。

尽管这种种官方行为,皆是基于被逼无奈和政权至上而采取的机会主义策略,还不可能真正改变中国的人权现状,在释放某些政治犯的同时又继续制造新的人权灾难,让监狱中永远不缺政治人质。然而,正是官方的这种不得不谈人权问题的被动局面,不得不对国内外的压力做出一定妥协的姿态,恰好说明了人权的普世正义性和民间压力的有效性,也表现了中共在人权问题上的某些进步。

因此,当局理应采取的明智态度,与其在道义劣势的窘境中被动应付,远不如在主动改善人权现状上有所作为,在价值观上放弃机会主义的态度而真正尊重人权;在行为上,改变在西方压力下不得不做人权秀的被动局面,放弃玩弄人质外交的下流习惯。

(文化责编:小飛侠客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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